付如初/文

近日接連讀幾位作家的文字，王鼎鈞、琦君、李一冰，心里頗有所感,也更加印證了一種關(guān)于漢語美的感覺。王鼎鈞的文字之美自不必說，今年98歲的他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江湖人稱“鼎公”，文名早已植入兩岸幾代人心里。尤其是2005年出版“人生四部曲”之后，在個人回憶錄中，其歷史和美學的價值及影響力一時無兩。

2006年已經(jīng)去世的琦君則是兩岸很多中學生熟悉的名字，她的散文當?shù)闷稹扒逍滦沱悺⒓褬?gòu)紛呈”八個字。與王鼎鈞的歷史見證者角度不同，她從不對歷史本身發(fā)表見解，而是擅長在身邊人、身邊事中取材，在童年、母親、故鄉(xiāng)、親朋故舊和讀書心得中表情達意。如果鼎公的散文是“大江東去”的豪放派，琦君的則絕對是“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婉約派。

(資料圖)

李一冰，對大陸讀者來說應(yīng)該還是略嫌陌生的名字，但他的《蘇東坡新傳》是近兩年文友間常?；ニ]的書。林語堂先生用英語寫就再譯回漢語的《蘇東坡傳》早已植入很多讀者心里，如今的網(wǎng)友更是強化名詩名句下蘇東坡的各種傳奇，為流量潛心打造這個“千年網(wǎng)紅”。然而，李一冰的傳是安靜的，甚至是沉郁而厚重的，煌煌兩卷，既寫了蘇東坡，也寫了他所在時代的政治人文。而且，他擯棄理想主義色彩，始終貼著地氣在寫“人”，人的情、識、勇，人的才、用、遇，讀來會令人忘了天才之傳奇耀世，而只關(guān)注人之運命不同。

不過，我最想說的并非是他們的不同，而是相同——他們的語言帶著一些古典的風韻，他們文字中彌漫著一種文雅之氣。這“氣”的直接表現(xiàn)，是他們的表達很少浮白，更多蘊藉；他們表情達意更矜重含蓄，而很少鏗鏘確鑿，因而他們文字的親和力更強，回音余緒更長。他們擅長用典，文字間一些陌生的字句常迫人去查，一查也必有典故，而且比我們常用的更精準有回味。同時，他們的文字又是個性鮮明的，一讀即讓人知道發(fā)言者的心性。王鼎鈞的以血為墨，琦君的?；垭p修，李一冰的溫厚隱忍，無不在他們的語言中。

想來所謂文學，最表面最直觀的即是語言，無論講什么故事抒發(fā)什么情感表達什么價值觀，語言都是皮膚，是通往所有意緒的媒介和途徑。一個作家有了屬于自己的語言，寫作幾乎就成功了大半。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其實總是新鮮的語言讓舊事產(chǎn)生新的魅力。而漢語實在是魅力無窮的語言，古今的轉(zhuǎn)換更是理應(yīng)保留下它無可替代的美與用的尊嚴。即便在最日常的表達中，也應(yīng)該如此。

在漢語散文創(chuàng)作的版圖中，琦君散文是小家碧玉，多是最日常的表達。但她行文中的抒情憶舊，卻總能和信手拈來的詩詞雋語、傳說故事相結(jié)合，達到既妙法天然又言之有物的效果。而因為她的散文筆觸溫潤婉約，結(jié)構(gòu)秀逸雋永，意境真摯恬雅，她被譽為“臺灣文壇上閃亮的恒星”。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浙江永嘉人，中國臺灣地區(qū)著名作家。她早年畢業(yè)于浙江省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后來曾在大學工作多年。她天資穎秀、幼承家學、復(fù)累新知。開始創(chuàng)作之后，她勤習古文詩賦、潛心意境結(jié)構(gòu)，一生創(chuàng)作大量小說、散文、兒童文學，其中散文成就最大，有《琴心》《紅紗燈》《桂花雨》《橘子紅了》《三更有夢書當枕》等散文集面世，其中多篇已成現(xiàn)代散文名篇，并入選兩岸中小學閱讀教材。

人民文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琦君散文》，按她創(chuàng)作的題材風格，分了童心、故鄉(xiāng)、母親、異國、讀書、懷念六輯，每一輯收錄她的代表性作品，以期多方面、多層次體現(xiàn)她創(chuàng)作的特點，讓讀者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結(jié)構(gòu)中體會琦君散文始終如一的恬雅之美，更重要的，讓讀者體會她那看似平常的表達中包含的匠心所在。

童心不老

充滿童心童趣的散文，在琦君創(chuàng)作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本書中的童心輯、故鄉(xiāng)輯、母親輯、異國輯中所收篇目，都未嘗不能以“童心”統(tǒng)之。這童心童趣，不拘年齡，不拘閱歷，在文本中幾乎俯拾皆是。她散文中滲透出來的清新之氣、惠雅之風，也更多來自她始終不變的童心視角?？梢哉f，琦君是一個始終童心未泯的作家。

不過，我私心里以為，在書寫童年生活的散文中體現(xiàn)童心童趣是題中之義，算不得新鮮，也談不上太大的實現(xiàn)難度，反而是世事閱盡、艱辛備嘗之后，一個作家還能夠下筆有童趣，行文展童心，并且真實不做作，才最為難得，才最能證明這童心是深入血脈的，是世界觀、人生觀和創(chuàng)作觀的一部分。

書中被收入童心輯的八篇文章，都能體現(xiàn)琦君散文“老而不失童心”的特點。無論是跟老伴爭論對待螞蟻的態(tài)度，還是回憶不同階段見到的不幸的狗，尤其是老鞋匠和狗的相依為命，都能看出琦君的童心。這童心，一方面如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贄《童心說》里面提到的，童心即真心，“一念之本心”，與真人、真性情、真表達相聯(lián)系，用以與假道學、假慈悲、假修辭相對立。另一方面，又是一種不忍之心?！澳廊荷悦?，一般骨肉一般皮”，琦君就是因為常懷這樣的不忍之心，才會在螞蟻、家狗、鞋子（《鞋不如故》）、魚（《釣魚》）等尋常事物身上，看到萬事萬物所需要的尊重。

這一輯中的其他幾篇，《不放假的春節(jié)》《報上見》更像是勸誡小文。家庭主婦日常生活中會產(chǎn)生的小性子、小幽怨，若不及時化解，也能制造出不小的杯水風波，給家庭生活增加煩惱。而琦君擅長用故事、回憶和對比，勸勉自己轉(zhuǎn)念，體現(xiàn)了別樣的意趣?；蛟S，中國傳統(tǒng)女性的賢惠自持，有天性使然，有倫理約束，同時，也更有個人修為的所得。這種修為在琦君筆下體現(xiàn)得特別明顯，在這類作品中，她的童心體現(xiàn)為不糾結(jié)、不執(zhí)拗，擅長自我轉(zhuǎn)圜?！稌r間，時間》《中個女狀元》，寫的也都是尋常故事、尋常道理，但因為她擅長借用古詩詞、各種傳說故事，就總是能給凡俗平易的內(nèi)容增加文雅之氣，給尋常道理增加古今相通的說服力。

中國有句古話，叫“真美人不甚爭珠翠，真書家不甚爭筆墨”。在琦君的創(chuàng)作中，我們能夠感受到她在倫理詩書熏陶下、在信佛的母親影響下的這種性情。而琦君自己也曾在散文里說，大學時曾有老師教誨她：“任何生活皆可以過，但須不失卻自我。”所以，在她的眼里，生活中的微末都可以成為寫作素材，都值得記錄，而她每一次認真又質(zhì)樸的表達，又是她童心未泯的證明。

歸心常在

琦君那一代中國臺灣地區(qū)作家，因為生逢戰(zhàn)亂，經(jīng)過骨肉分離，所以對故鄉(xiāng)的感情尤為濃烈。比如我們熟知的王鼎鈞、余光中、林海音等等，雖然創(chuàng)作風格各不相同，但對故鄉(xiāng)的思念是一致的，抒寫鄉(xiāng)愁也幾乎是他們創(chuàng)作的共同精神底色。值得一提的是，琦君和林海音——深受讀者喜愛的《城南舊事》的作者，不但是寫作上的朋友，也是家庭中的好朋友。林海音在給琦君的散文集寫的短序中，對她多年的筆耕不輟尤其贊賞。

琦君寫了很多思鄉(xiāng)文章。她故鄉(xiāng)浙江溫州、杭州一帶的風土人情、四季變換，她所在的傳統(tǒng)家庭的規(guī)矩禮法、人情往來，都在她筆下有纖毫畢現(xiàn)的體現(xiàn)。故鄉(xiāng)輯中的幾篇，每一篇都充滿著原汁原味的江南水鄉(xiāng)的氣息，也可一窺鄉(xiāng)土中國、舊式家庭的風貌，同時也折射出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比如，她在寫到新年的喜慶、看廟系、吃大菜等故事的時候，也寫到了父親和朋友間關(guān)于仕與隱的看法；寫到了父親在外做官、娶了二房，母親獨守家鄉(xiāng)的隱忍和孤獨；寫到了家里用人、下雨天的農(nóng)人、唱廟戲的小孩、要飯的乞丐等社會大眾的苦楚。因而她的思鄉(xiāng)文章在溫暖懷念的個人心緒之外，也增添了兼及他人的社會寬度，讀來讓人感慨萬端。

其中，《想念荷花》是不可多得的妙手文章。她以父親教她唱關(guān)于荷花的詩，而家鄉(xiāng)古鎮(zhèn)卻并沒有荷花起筆，由遠及近地接近西湖、靠近荷花。接著寫到西湖賞荷的歡樂民俗，寫母親為父親放荷花燈祈愿他長命百歲的美好。然后，筆峰一轉(zhuǎn)，寫到抗戰(zhàn)軍興、舉家避難、父親英年早逝。悲痛中，一家人賞荷的心情消失殆盡，而“我”不久在上海得遇恩師，老師也愛荷，常以荷蓮之高潔、荷下魚兒之自由自勉。短短篇幅中，情感幾次轉(zhuǎn)折，心境反復(fù)對照，尤其是父女兩次談詩，父親談荷與老師談荷之不同，母親從買荷、吃荷、愛荷到避談荷之轉(zhuǎn)變等等細節(jié)，大大拓展了文本的情感含量。其中詩詞的引用和化用，更是為生動塑造兩個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形象、書寫他們的命運增添了含蓄蘊藉的力量。以這樣的筆觸書寫回憶，表達思鄉(xiāng)思親之情，顯然立意和格調(diào)是高于同類文章的。

琦君在大陸生活三十年，臺灣生活三十年，美國生活二十年，余生又回到臺灣。她曾形容自己是“處處無家處處家”，是手中的一支筆，常帶她回到童年，回到父母身邊，回到故鄉(xiāng)，讓她得以變天涯為咫尺，化歸心為美文。

在美國期間，她寫下《念蟋蟀》《鼠年懷鼠》《若要足時今已足》等文章，懷想故國，紓解思念。這類文章中她?？v意命筆，有感而發(fā)，雖略顯細碎但勝在情真意切。而且，常寫作的人知道，越是寫人人心中有，人人筆下無的生活小事，遠陳詞避濫調(diào)的難度越大。所以，琦君其實可以成為有志寫作的人潛心師法的入門老師。

孝心永存

琦君美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是對母親的書寫和懷念。她也寫懷念父親的文章，如前面提到的《想念荷花》，還有書中收錄的《父親的兩位知己》等，但因為父親常年在外做官，她更多的時間是與母親在家鄉(xiāng)相依為命，可堪回憶的并不多。所以，論情感濃度和生活細節(jié)，懷念父親的總不如懷念母親的更精鏤細雕，更親切動人。其中《母親的手藝》《母親的金手表》《媽媽銀行》等，都是讀來讓人心中溫暖的名篇。

在琦君筆下，母親心靈手巧，有許多難得的手藝，比如繡花、打纻線、做紅豆糕、編草鞋、穿花球等等。時隔近半個世紀，女兒還能清晰記起每一個勞動場景。除了勞作，母親更是擁有傳統(tǒng)婦女的諸多美德，比如勤勞、節(jié)儉、忍讓、謙和、孝親、睦鄰、憐貧恤老。而且，在女兒的觀察中，她為人妻不妒悍，做主人不苛責。同時，她卻也并不保守自憐，比如她鼓勵女兒讀書，為求學問知去讓女兒“中個女狀元”而忍受母女分離也在所不惜。比如她得知遠在京城的十三歲兒子因病不治而夭折，痛徹心扉中也沒有失了分寸。這些點點滴滴，都看在女兒眼里，刻在女兒心里。

琦君也幾次寫到母親虔心禮佛，這是母親的精神依托。母親的一生每有冷水澆頭、熱炭焚心的拂逆，她也都能堅忍地默默承當。母女在佛堂朗念佛經(jīng)的場景，母親臉上平靜安詳?shù)谋砬?，給女兒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琦君以自己的新學識和新見識，理解了母親的信仰，更產(chǎn)生了佛心也是詩心、靈心的新領(lǐng)悟。

世上回憶母親的文章何止千萬，每個作家筆下的母親又何其不同，然而這類散文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或者說，判斷這類最司空見慣題材的寫作是否成功的標準之一就是是否情真意切。不自覺地美化自己的母親是人之常情，而在美化之外能夠傳諸久遠，讓“這一個”母親獲得天下所有母親的共性，才更難得。

而更值得思考的是，隨著農(nóng)耕文明的衰落，工業(yè)社會的開啟，人的情感也仿佛工業(yè)化了。近些年愈益突顯的原生家庭問題、親子關(guān)系問題等等，似乎更讓文學中這類母慈子孝的書寫顯出了“古典”而“落伍”的氣息。中國傳統(tǒng)的倫理秩序是不是全是該去除的“糟粕”，社會進步是不是總是要質(zhì)疑“我們該怎樣做父親”，而完全不顧及“我們該怎樣做兒女”，都變成了值得思考的問題。親情、倫理和平等如何踐行，變成了困擾很多家庭的問題。健康的家庭關(guān)系當然是充滿愛的，但這愛的前提也并不只有血緣，也需要規(guī)約，需要訓(xùn)練，更需要各盡本分、以愛養(yǎng)愛的代代相承。所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這最小單元的問題其實包含著與每個人休戚相關(guān)的大問題。

中國古人論文學，有一個觀點：文學之于人的影響，日久遷善而不自知。這顯然也是琦君散文的一大顯著特點。因為她孝心永存，筆端常念親恩，她的文章中常有一種感恩和善念的自然流露，這與我們前面談到的，她的童心、不忍之心都是一體兩面。終身信佛、恪守傳統(tǒng)婦德的母親對她的深遠影響由此也可見一斑。

令人倍加震撼的是，1997年，在寫了數(shù)十年回憶母親的文章之后，琦君才對讀者說出秘而不宣的心事：自己在大量文字中羔羊跪乳般感念的母親，其實并非她的親生母親，而是她的伯母。琦君一歲喪父，四歲喪母，和哥哥一起被奄奄一息的生母托付給伯母。伯母自此對他們兄妹視如己出，對她更是施以天高地厚之愛。這愛讓琦君受益終生，也讓她的讀者對她的母親，對她的“孝”更加肅然起敬。

文心常青

琦君的孝心也體現(xiàn)在尊師方面。書中所收《三十年點滴念師恩》是對恩師夏承燾的懷念，書中既能寫出老師循循善誘、誨人不倦的嚴謹和親和，更能寫出他們作為知識者親歷戰(zhàn)亂時候的憂思和氣節(jié)，師者之尊、長者之仁和儒者之志兼而有之，使人如見其人。只不過，這類寫“外人”的文章終歸是與寫雙親和家人不同，要減情加事，既要寫出熟悉的直感，又要寫出適當距離下的敬重。

琦君寫懷人散文，常注重寫事，注重寫與人的互動，然后在細節(jié)處見性情，從日常中品人生，從功業(yè)中看為人。她對臺灣歷史小說家高陽的懷念（《星辰寥落念高陽》），與著名影星胡蝶的緣分（《蝴蝶迷》），對父親兩個部下的回憶（《永恒的思念》）等等，都有小說的韻致，人物活靈活現(xiàn)，命運感呼之欲出。即便是《照鏡子》《良緣·孽緣》這樣的說理小文，也看得出她的文心玲瓏。

琦君很少寫縱論家國歷史的大文章，通常寫的都是家長里短的“小文章”，而取材越小，其實構(gòu)思越有考驗。她自述，“寫到平易，才是功夫”，但看得出來，為了這平易不變成“平庸”和“平淡”，她始終苦心表達技巧，追求淺中有深、平中有奇的效果。她深知既注重文章的才思靈拔，又要做到功力精勤，方能讓文章真正有傳播的價值。所以她既沉迷寫作，捕捉自己稍縱即逝的靈感，又總是要不斷修改、不斷打磨，以求文辭精妙、立意別致。

琦君談詩、談詩人和讀書的文章頗為可觀，她寫自己創(chuàng)作心路歷程的文章也頗為可觀。這與她當過大學老師密切相關(guān)，她常能在這類文章中旁征博引，又不掉書袋，在讀書“無我”和讀后“有我”之間，彰顯自己的才思。其中《讀詩的聯(lián)想》《陸放翁的感情生活》《讀書瑣憶》等，都有獨特的發(fā)現(xiàn)。琦君對陸游的解讀很有新見，尤其是她的另外一篇，據(jù)說因版權(quán)問題未能收入書中的《囊中一卷放翁詩》，實在精彩。在家國患難、個人情感中常悲憂的陸游終年85歲，即便在現(xiàn)在也是高壽，與蘇軾、歐陽修這些六十多歲即逝去的大儒相比，更算得天恩眷顧。琦君寫他的“得壽如得富貴”，寫他“熟觀萬卷眼猶明”，寫他“可以忘情卻不能”，每每讓人拍案。

寫作者有文心是本分，難的是讓文心幾十年與生活常伴常青。琦君《四十年來寫作》《我寫作的信念》，似乎可以給有志于寫作者更多的啟發(fā)。寫作固然靠天分、靠靈感，文章也固然是千古事，可以經(jīng)天緯地，可以紙短情長，然而寫作本身是勞動，是需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寂寞自守。這一點，在了解琦君寫作歷程的時候尤其引人深思。

此外還有一個有趣的逸聞，是王鼎鈞先生親歷，被他記載在悼念夏志清的文章中：

有一次文友集會，潘琦君女士在座。大家談到琦君的散文集正在暢銷，夏公為她寫過序文。于是夏公談興突發(fā)，以他一貫的語風說：我捧誰，誰馬上就紅。不料琦君的反應(yīng)是：“我從來沒有紅過，也從來沒有黑過，我就是這個樣子，不需要別人捧?！睗M座愕然，而夏公夷然，談笑自如。那些年，大英百科全書每年出版一個分冊，其中有一個條目，介紹這年臺灣最出色的作家，執(zhí)筆人向夏公請教，夏公毫不遲疑，仍然告訴他“潘琦君”。

作家間、文友間有這樣的逸事，實在也是文人風雅的一部分，也是他們打動人的一部分。散文寫作最為人熟知的即是“形散神聚”，這“神”常指作家的文采與見識。而散文閱讀也總是從文到人，再從人到文，回環(huán)往復(fù)間，所謂寫作的意趣、人生的意趣也就不言自明了。琦君在世89年，也大致堪當“得壽如得富貴”。

標簽： 中國傳統(tǒng) 相依為命 傳說故事